“西化派”王石
王石的商业观念，也带有深深的1980年代启蒙主义的印记。在中国当代企业家中，他是不多见的表明坚定立场的“西化派”。
在万科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是王石津津乐道的得意之作。王石理解的“现代企业制度”，其背后的基本理论框架就是人治与法治的对立，而从文化意义上理解人治与法治，则是中国与西方的对立。这个简单化的理论框架是80年代启蒙思潮的基本共识。
在王石看来，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法治与契约精神之上的，基于契约精神的信任关系，使商业交往摆脱了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可以大规模扩展、高效率运行，企业也得以摆脱家族化的局限，成为依法治理的现代公司。而这种支撑现代企业制度的契约精神，与基督教有相当深厚的渊源关系。王石多次表示，万科的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他对韦伯讲的清教伦理十分倾慕，对洛克菲勒身上表现出的清教精神赞赏不已：“如果必须选择一个宗教的话，我会选择基督教。”
对传统文化、“国学复兴”，他则颇有些不以为然。他提倡“拿来主义”：“既然是西方来的，那我们就彻底地拿来就好，不要爱面子还要讲洋为中用。”为什么“洋为中用”不好？“中国传统文化原本是模糊的，讲究点到为止，不讲规则，强调讲仁、义，讲人治，这与西方规范、透明的原则从根本上是相悖的”，两个相悖的东西绑在一起，不但不能如虎添翼，反而捆住了手脚。这些说法，王石多年来都在不断地讲。
哈佛归来，王石声称：“不要说中国企业，就是和一些跨国企业比，万科在中国的企业也更西方化。”“西方化”的结果就是王石非常得意的万科的经理人文化。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这种文化“规范不权谋”的说法：“权谋的特性是不限于规则，发展至极甚至藐视规则，这对一个企业来说是非常忌讳的。”因而，他表示反感《鬼谷子》、《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中的权谋思想。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经理人文化，在企业中他标榜“六亲不认”：“至今，在万科没有我的亲戚，没有我的大学同学，没有我的部队战友，没有我的儿时玩伴，没有我在广州的旧同事。”
王石“不行贿”的说法，听起来颇有些不食烟火的味道，历来质疑之声很多，而且一旦质疑马上会卷入对他的身份、背景的“起底”。但万科作为中国最早一批上市公司，其治理结构，透明度应该说是很优异的。万科发源于南方，在南方城市圈也做得比较好，在北方则大为逊色，这大概得益于南方的市场化程度、规范化程度较高，王石也说，“万科比较适应南方文化。”
任志强对万科、对王石一直颇有微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花很大篇幅，讲述自己与万科的“梁子”，读来颇有意思。任志强标榜的华远文化与王石标榜的万科文化恰成对照：王石讲“六亲不认”，任志强则大谈华远的“家文化”；万科一度清华北大学生不管什么专业来者不拒，任志强则对清华学生十分反感，“不招清华毕业的”；王石宣称不搞“洋为中用”，任志强的“华远哲学”则“结合论”比比皆是；王石津津乐道“经理人文化”，而任志强对万科的“职业经理人”的藐视跃然纸上。
尤其是华润时期万科出身的郭钧出任华远总经理，与任志强不愉快的合作、冲突，让任志强十几年后仍然耿耿于怀。郭钧按照万科的方式屡遭败绩，任志强一出手便成功：“没进过北京的人大约不知道北京的水有多深，更不知道在北京这个官僚主义盛行、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非开放性或叫半开放性市场中官私关系的价值，郭钧不可能知道的是房山与大兴曾有与我在同一个团里当兵的二三百名战友，三十八军也有常年聚会的战友会，这些战友又都分别在各个政府机关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万科文化与华远文化的冲突，任志强并不讳言。南方的方式无法在北京打开局面，王石也一贯批评北京的敬酒文化、老大文化。
任志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王石向来不客气。不久前他谈到王石哈佛归来之“变”，大意是王石的微博，以前全是花花草草，但如今也敢批评一下有司了。
布尔乔亚范的王石，或许让人想起“精致的利己主义”一词。适时调整颜色，在有司和民众之间拿捏好分寸，利益最大化……说法挺多。诛心之论带来负面情绪，或许并不厚道，还是来点正能量吧。毕竟，好名之徒，顶多有时让人怀疑，让人生厌，而蔑视名教，和尚打伞，则可能成大奸大恶。清初理学家魏象枢说得不错，“好名是学者病，是不学者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