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开创的私学，教育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培育君子。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过107次，可以说其频率是相当高的。韩愈把师道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实际上，传道授业解惑只是途径描述，通过这些不同途径要达到的目标是育人。而在育人方面，孔子是当之无愧的先师。
君子一词在西周就已经大量使用，但早期的君子之称是社会等级的标志，同庶人相对应。《诗经》中君子一词出现相当频繁，达一百多次，基本上是指社会地位而不是道德品质。当然，西周的德治，强调君子应当具有良好的品行。然而，应当具有和实际具有不是一回事，上等社会中既有正人君子，也有“硕鼠”和“南山雄狐”。西周的礼治体系，只是给“上等人”提供了成为君子的更多条件和机会，并不能保证统治集团人人都能成为道德楷模。有时，《诗经》中使用君子还是一种讥讽，如《伐檀》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就是一例。不过，当时人们对君子应当具有的品德已经形成了社会共识。即便是《伐檀》中的讽刺，也是以君子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相参照的。
春秋时期，社会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的社会等级被打乱。面对这种变化，社会如何治理？孔子认为，治乱在人，社会的混乱，在于道德的堕落。从此，“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成为后代儒家管理思想的滥觞。这个“治人”，就是君子。能否成为君子，不在于是否身居高位，而在于是否人格高尚。与在政治思想上以仁释礼相应，孔子在君子一词的使用上，开始把君子这一概念由身份推向人格，即把身份秩序转变为道德秩序。不具有道德水准的人，应当排除在君子之外，归于小人（个别言辞如《先进》中的君子野人对应之语，孔子依然保留旧义，采用了身份性的划分标准，这恰好说明正是孔子进行了这种语义转变）。由此，孔子说的君子，同西周前期的君子，在解释顺序上打了个颠倒。西周的君子是因为其社会等级在上而应当具有良好的道德，孔子所说的君子却强调因为其道德的高尚而成为社会的楷模。在孔子的大力倡导下，君子由表示社会地位的等级概念，转变为表示道德品行的人格概念。这个转变意义重大，从此以后，君子小人之辨就成为社会管理的要旨。区分明君和昏君的基本标准，就是看其“亲君子，远小人”还是“亲小人，远君子”；历代治乱的基本逻辑，就是看贤良在位还是奸佞当道；而治国理家的根本，就是培育上位者的君子人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是否属于君子，要看是否具备了仁、义、孝、友、忠、信、宽、恕、恭、敬等品德。
君子不是天生的，而是养育出来的。西周的君子，要通过官学体系传授“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孔子办私学，依然要教给学生六艺。不过，时代的变化使孔子对君子的解释由身份转向人格，也使孔子对六艺的关注由外在形式转向内涵。例如，同样是讲礼乐，有些人仅仅重视礼乐的形式而忽视其内涵，讲五礼，更多地关注其仪式器物而忽视其情感仪容；讲六乐，更多地关注钟磬音色而忽视其和谐功用；至于射箭驾车，相当多的人仅仅把它们看作一种技术；书法的六书，实用技能的九数，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实用性而非思想性的。孔子对这种倾向十分反感，反问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就连射和御这两种实用技术，孔子也要强调其养育人格的意义。关于射箭，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强调君子以谦让为美德，反对竞争，认为如果非要竞争的话，那么射箭就是最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