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一部《大学》就是一部管理学经典。
西方人从中国古代智慧中寻求管理的救世良方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7世纪，西方管理学者就已意识到管理学离不开中国智慧，他们便回过头来，求助于东方智慧。17世纪末，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的《四书》在法国出版，于是孔子思想在欧洲各国知识分子中间流行开来。当时有“欧洲孔子”之称的魁奈和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都把孔子的画像供奉在自家的礼拜堂里。依照美国汉学家顾立雅的说法，“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
与儒家相比，《道德经》、《孙子兵法》因其实用性而更受欢迎。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中强调：“你想成为管理人才吗？必须去读《孙子兵法》！”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在回答“你的经营秘诀是什么？”时强调：“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松下幸之助的这种理念实际上是老子“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孙子兵法》也同样受到军事界的厚爱，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孙子兵法》被西点军校列为教学参考书。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时，发现其办公桌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恺撒传》，另一本就是《孙子兵法》。
纵观中西方的成功企业，其管理都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即使是没有专门研究过中国传统哲学，也是异曲同工地应用了中国传统哲学智慧。著名企业家李嘉诚在谈到“企业管理理念是什么”时说：“我的管理理念是把流畅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模式与西方理性的科学管理相结合”。前通用CEO杰克韦尔奇说过：“你简直无法想象让人们变得简单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他们恐惧简单，唯恐一旦自己变得简单就会被人说头脑简单。而现实中事实正相反，那些思路清楚、坚忍不拔、有能力有成就的人们正是最简单的人！”他这一理念的源泉是来源于孔子“大道至简”的哲学思想。
就在国外的管理者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管理智慧时，我们的企业家却对自己的文化瑰宝视而不见，其实只是缺乏自信和盲目崇洋媚外。在西方管理理念盛行的当下社会，如何重建民族文化自信，把中国优秀的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哲学思维模式加入到企业管理中，在现代化的管理体系中运用传统文化的领导谋略，达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式管理模式，成为新世纪中国企业家和管理咨询界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就是中国企业家管理企业的“道”，而西方的管理科学是管理的“器”。我们把管理之“器”与管理之“道”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叫做中国化管理，中国化管理模式就是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企业的具体情况，把中国优秀的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哲学思维模式加入到企业管理中去，用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来管理中国人，以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作为管理之“道”，用西方科学的管理流程作为管理之“器”，这种管理的“道”与“器”的结合其实更能使中国企业更能在扬弃的理念下更好的消化和吸收西方科学的管理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忠恕的伦理情操、内圣外王的处世风范、以身发财的商业法则、上善若水的生命智慧、知行合一的心智修炼和明心见性的自我超越等等，不仅让中国企业家学会管理之器，更使中国企业家在体会和学习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中领会管理之道。
大道行简，看似复杂的管理过程，如果我们掌握了管理的本质，其实管理就会变得很简单，而中国传统智慧是开启管理实质的钥匙。
北宋大文豪苏轼既强调技的作用，更关注道的统率作用：他曾举过一个例子，说的是南方善潜水者的技巧得自于长期的练习，掌握了潜水之道后能够熟悉水性，出入自如，他在《日喻》中写到：“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一个事物，道是主体，管理也如此，道不外求，我们盲目崇拜和学习外国管理时，不妨回过头来学习一下中国化管理思想，只有中国化管理才能真正把“制度流程与中国人文管理相结合“，才能符合中国本土企业的人文环境，才能使中国企业家从简单学习西方的工匠蜕变成熟知管理哲学思想的艺术大师，才能让中国企业建立一个有能力进行持续性无惧革新的组织。
以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为核心的中国化管理的理论实践和探索为中国管理理论能够在世界管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提供了可能性，我们应该在这条路上大胆实践下去，并总结出相关的理论体系，这恐怕是中国企业家和管理学者最崇高的使命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