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对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比科技更重要。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高度重视管理工作的改革和创新，打破思维定式、管理定式，促进管理的因时制宜和与时俱进；立足全局，树立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由此造成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人均收入差距都处于世界的前列，这不仅造成内需不振，抑制了可持续发展，而且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诸多负担。
又如当年提倡的包产到户和对安徽凤阳小岗村精神的大力弘扬，这不仅激发了中国农村改革，也较快的解决了农民的温饱和中国的吃粮问题。但是，没想到这样一种倾向的出现，也引发了另外一种倾向，至今30多年了，中国农村一家一户的经营体制依然稳固如山。世界上的经验证明，农村经济要发展必须要走合作化和集约经营的道路。为此，远在1953年，中国就倡导了农业合作社，只是急于求成出了问题，但不等于说合作化的道路有什么错误。改革开放后农村涌现出的光辉典型，江苏华西村、河南刘庄等，实际都是农民合作组织与市场对接的产物。因此，我们管理的改革，一定要关注一种倾向掩盖的另一种倾向。在今天的农村发展中，要重视改革一家一户的经营体制，倡导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的建立。不要过分提倡大企业走进农村兼并土地，要把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的利润留给广大农民，农民富了，才有走向城市和融入城市的承载力，我们的城市化也才能更好推进。
管理学不仅要学外国的好经验，而且要继承中国的好传统，孔子在《中庸》一书中讲到：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对矛盾折中、致和，追求中正、和谐，与时俱进。我认为这都是搞好管理的目标和责任。
要高度重视对公权力的限制，严防腐败多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二次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既是对我们的管理学提出的新要求，也是管理学面临的新任务。
有人说，当今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几乎都是腐败造成的，而腐败的发生又都与管理不善直接相关。在2009年1月至2011年7月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贿赂犯罪大案67968件，其中百万元以上占5221件，千万元以上391件，涉嫌犯罪的干部处级以上2524人、厅局级198人、省部级7人。买官卖官、地产开发、金融贿贷、工程承包、行政审批、税收征管、司法审判、工商管理、招标采购、入学就业、工作调动、检查评比甚至足球裁判等如此广泛的社会管理领域所暴露出的大量贪污挪用、监守自盗、损公肥私、化公为私、挥霍浪费等，都说明我们的管理出现了黑洞。管理的不到位，管理的失职、渎职以及管理的不规范、不完备、不真实、不公开，都为腐败犯罪敞开了大门。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出温州120的问题。病人家属拨打120请救护车带病人向杭州转院时，来了一辆“假救护车”，这辆车因呼吸机不能用，重病号不得不想办法向有关方面报案另想办法。结果发现，这个“假救护车”是一个高价车，每公里10元钱，温州到杭州要花几千元的车程费。当进一步调查，为什么打“120”会派来假救护车时，发现是掌管120派车权的人有意这么安排，旨在从中提20%的车程费，以饱私囊。如此一个小小的公权力，为了个人得利，就可以置病人的死活于不顾。由此可见，当今加强对公权的管理该是多么的必要。
不久前我到土耳其调查食品安全的管理时，他们农业部的官员讲，重点是狠抓粮油食品的标准化。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绿色食品及有机食品的认证时，他们认为，他们国家还没达到这个发展阶段，还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他们主要工作是保食品标准化和全民的食品安全不出问题，而且也基本没问题。根据我们的了解，土耳其居民人均年收入12000美元，比中国高很多，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发展到大量认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阶段，而我们却到了大量认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阶段呢？我们不仅用了大量的精力认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而且在大量认证绿色和有机食品产区、绿色和有机企业、绿色和有机商店等。相反，关系广大民众的食品标准化反被严重淡化了。更有不少有权、有钱的单位在大搞自己的绿色食品基地，严重弱化了对最广大食品生产的管理和监督，致使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突出。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管理方面对公权约束的欠缺，使得部分人、部分单位对五花八门的认证产生了兴趣，更使此中的腐败得以盛行。
因此，我们的管理工作，必须认真限制公权的泛滥和私用。只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才能涤荡腐败之因，才能减少腐败发生。
正确对待利益博弈的干扰，坚持为广大百姓服务
当今管理改革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阻拦，我们不是说不考虑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问题是既得利益者话语权过大，往往会使应该进行的管理改革不能推行。
例如，异地高考难以推动的问题，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拦造成。北京在异地高考方面虽有让步，但只能让农民工子女在京报考职业学校，完全堵塞了异地报考子女的上升道路，这是何等的不公平！资料显示，1996年至2003年，中国耕地由19.5亿亩下降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1980年至2010年，城市区域面积由5000平方公里上升到4.6万平方公里，面积增加9.2倍，而同期城镇常住户籍人口仅从1.9亿人增加到4.6亿人，城市化率仅有35.3%。很多城市的政府都是把从农民手中得到的便宜土地拍卖给地产商，将所得大批收入用于推动城市改造，并选择向高端发展，在高端设施、高端产业方面进行全面规划、全面投入，推进了城市的高档化、贵族化，更气派、更豪华。迄今中国的摩天大楼已经超过1000座，远远超过美国的436座。我们的农民工和农民出身的大学生有两亿多人，他们大多分布于大城市。这些农民工和农村走出的大学生，几十年来不仅为这些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已经在这些城市生活二十年左右。有的人18岁就进北京了，现在孩子都20多岁了，仍然没资格落户北京。他们不仅工资低，而且多蜗居于地下室、城中村或是城乡结合部。更可怕的是，在做教育调查时，发现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子女占80%，也就是说整个国家15岁以下的人口中，80%是农民！就这样，我们还有一些既得利益者狂喊什么“农民工不愿进城”，甚至用统计方法的改变，大讲城市化一年一个百分点，以此来阻止农民变市民的城市化的顺利推进。
此外，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土地占补平衡指标的异地使用，这也是强势压弱势，既得利益集团阻拦管理改革和阻拦发展方式转变的又一表现。本来经济的发展是由经济要素的高势能地区向低势能地域流动的，土地占补平衡指标的异地使用，就等于剥夺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机遇，会进一步拉大地区差距，使富的地区更富，使穷的地区更穷。二是过分强调把农户的宅基地作为城市发展用地的主要来源。一些地方为了扩大城市规模，不惜用各种手段低价占有农民的宅基地，有的则把农民赶上高楼，并很少给农民留下生活空间。如此的利益博弈，严重干扰了正常管理。基于此，我们的管理工作，必须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竭力排除利益博弈的干扰；必须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管理工作的奋斗目标。
要加强网络应用，把信息化融入管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由于计算机研发和卫星技术的突破，以及光通讯技术、芯片技术、软件技术的问世与快速提升，特别是庞大无比的网络技术的方兴未艾，已经把整个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各个行业和家家户户连接到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