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商界向印度的克利许那神寻求智慧的时候，中国的CEO应该集体倾听孔夫子。
海外华人企业的成功，曾经很令管理大师德鲁克着迷。他在1995年大胆地问：“2005年最畅销的管理书籍会以《中国式管理的秘密》为书名吗？”他当然指的是在美国。德鲁克当初没有预见到的是，“印度式管理”在美国火了起来，并在2006年进入一个小高潮。
“印度式管理”被《商业周刊》称之为“Karma式资本主义”（Karma是佛教用语，音译为“羯磨”，也译作“业”）。主要特征有两点：一、经理人不应该只追逐金钱。二、公司不应该只是为股东服务。其实这两点基本上是一点，就是公司的目的是为社会做贡献。管理大师普哈拉德说，最好把它叫做“包容式资本主义”，其要旨是“公司能够在创造价值的同时创造社会公正”。
《商业周刊》认为，“印度式管理”盛行背后的原因，是印度人在美国管理思想界和实务界的巨大影响。许多管理大师、管理教授都是印度人。在美国顶尖的商学院，有10%的教授都是印度人，比其他任何外来人种都多。前面提到的普哈拉德就是印度人，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是风靡一时的理念“核心竞争力”的共同缔造者。
我想，印度公司（Tata，Wipro等）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也是一个因素。在某次接受采访中，Tata公司的掌门人拉坦·塔塔把同样的一句话说了两次：“在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希望能够说我没有伤害任何人。”这也是“印度式管理”的精神。而这些印度企业领导人，在全球商界的声音要比张瑞敏、柳传志等更加响亮、更加清晰。
20年前，美国有一部电影《华尔街》，其主人公戈登·盖科已经成为“贪婪”的代名词。他的名言是“贪婪是好的”（Greed is good.），还喜欢引用《孙子兵法》。《商业周刊》说，引用《孙子兵法》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大家开始从印度的古典名著《薄伽梵歌》学管理。
美国电信公司Sprint Nextel一位高管写了本书，《从<《孙子兵法》并不能代表“中国式管理”，因此并不能说“印度式管理”已经PK胜出了“中国式管理”。但是“中国式管理”的时代确实没有到来。原因倒不是没有倡导“中国式管理”的人士，而是没有产生一批因为“中国式管理”而成功的世界级的企业。大家搞不清楚什么是“中国式管理”，却都管自己叫CEO，不知道自己还该是“君子”；都崇拜韦尔奇，忘记了孔夫子。
要讲“中国式管理”，必须从《论语》说起。《论语》跟《薄伽梵歌》同一时代，而且都是对话。《论语》是孔子和弟子的对话，《薄伽梵歌》是克利许那神和一个即将上战场的王子的对话。但是，怎样让孔子和今天的商业环境对上话，怎样让企业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变成竞争力，就需要中国的管理思想家和实践者的共同努力了。
《孙子兵法》在中国的管理传统中没有太大影响（当年毛主席打仗都没怎么参考过这本书），像盖科那样的美国人又是选择性吸收，都学坏了。把他们教好的任务，还是应该由中国人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