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我们正在形成一个越来越学术的管理研究队伍,习惯于以科学研究的样式,包装自己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太尊重科学研究的一般常识——对管理真相的深入观察;它们习惯于用现成的理论,量表、貌似复杂的统计技术,分析数据,验证或偶尔扩展那些理论,却不太考虑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组织管理的“历史性、情境性”。我们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构念”、“变量”及其关系,甚至是号称具有“因果关系”的。但他们很少提供“可复制性”的证明,或者偶尔尝试去检验了,却发现“在这种情境中”,那种关系是“强的正相关的”;而在“另一个情境中”,却可能是“弱的负相关”。尽管同样是来自国际学术界的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提醒过我们那种变量关系的不可靠,但很无奈,今天的管理学术圈似乎只认同—形式科学的“实证研究”,并不断被自己所制造的那些“关系”所鼓舞。我始终怀疑,那些参数/系数是真地可以作为配置资源的决策参考依据吗？—Who knows,who cares,who does？!今天,他们更宏伟的目标也包括他们自我评价的最高标准是—拿更大的国家级课题,为国际管理学术杂志写出“最适宜”的英文论文,这就是这个团体最大的使命和最高的荣誉—我非常怀疑,这种研究真的那么有用？
即使整天高举着“学术大旗”自我陶醉,我还是想问一个超级幼稚的问题,管理学术如果不能帮助组织改善管理绩效,如果只是从不同的视角看待这头“完整的大象”,它为什么不能叫“应用数学系”、“应用经济学系”、“应用心理学系”、“应用社会学系”、“应用复杂性科学系”,更准确地,应用–自然、社会、人文–科学系？抑或是自从上世纪50-60年代那场商学院“合法性”运动之后,他们就彻底背叛了泰罗、法约尔、韦伯、梅奥、巴纳德、福莱特、德鲁克等管理思想家为管理学所指引的道路,佯装在一个库恩所“诠释”的学术共同体中,与世隔绝地“建构学术乐园”。那些研究从形式上是更“科学”了,但形式总不免一厢情愿的“编织”;那些研究是更“数据化、定量化”了,但谁都知道伟大导师曾经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肯定不是来自他对数学的恭维。
我们的经济奇迹能够持续吗？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加文明、有序吗？我们的人民能够更加殷实、幸福吗？我们有没有观察到在西方管理学所定义的诸如“企业伦理、社会责任,组织公民、组织文化、领导、战略、流程(再造)、学习型组织”等等学术标签背后,经验世界里更为广泛的“唯利是图”、“弱肉强食”、“投机钻营”、“敷衍塞责”、“一言九鼎”、“刚愎自用”、“拉帮结派”、“尔虞我诈”,铺天盖地的“官僚主义”,五花八门的“权力滥用”,林林总总的“关系网”、“潜规则”。它们会不会积重难返？它们总不该一劳永逸吧!也许中国的管理学者终有一天会如美国的主流学者一样,靠悠闲地测量那些细碎的变量关系就可以聊以自慰。但今天,人们需要这个学术共同体去回答一些更重大的问题。
很遗憾,这不是缺乏思想的管理学术家们提出来的,它来自一个多少有些另类的经济学者—汪丁丁:第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追求的？第二个基本问题,中国当代社会的“结构”是怎样的？第三个基本问题,中国社会是如何演化的？尽管汪丁丁教授在他所构建的这种独特的问题框架里,只字未提“管理学”在其中的可能影响,但我想强调,对于“中国社会”这样的宏大主旨、结构、运动而言,从我们最熟悉的“微观社会-组织”入手,应该有值得期待的研究成果。
